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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知識產權侵權適用懲罰性賠償的實用性和正當

加強對知識產權的保護是我國社會發展和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完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既是推進現代法律制度建設的重要內容,也是實現國家戰略性發展的迫切需要。對知識產權侵權適用懲罰性賠償可以大幅地提高知識產權的司法保護力度,是一項應當予以認真考慮的制度選擇,為了在這個問題上作出正確的判斷,我們有必要先對懲罰性賠償制度進行深入了解并對知識產權侵權的特點進行細致分析。
懲罰性賠償的概念和功能
1、懲罰性賠償的概念。
懲罰性賠償是古代社會主要的損害賠償方式,“當時的立法者的主要著眼點是賠償責任的懲罰功能”[1]。但隨著不同法律文化的形成和發展,懲罰性賠償的境遇在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出現分化。大陸法系在法律理論上嚴格區分公法和私法,將懲罰性賠償排除于其法律體系之外,英美法系則通過判例法和制定法將懲罰性賠償制度延續至今。
現代懲罰性賠償制度自英美法系國家通過判例確立以來,已經發展成為一種被廣泛運用的民事責任制度。但是由于英美法系的法律傳統并不象大陸法系一樣追求法律概念體系的嚴密完備,因此,對于懲罰性賠償的概念并未形成一個統一公認的表述,而是存在多種不同的表述。例如:《布萊克法律字典》將其定義為:“當加害人對受害人的加害行為具有嚴重的暴力壓制、惡意或欺詐性質、或者屬于任意的、輕率的、惡劣的行為時,法院可以判給受害人超過實際財產損失的賠償金”?!杜=蚍纱筠o典》將其定義為:“用來指判定的損害賠償金,它不僅是對受害人的補償,而且也是對故意加害人的懲罰”?!睹绹謾喾ㄖ厥觥返?08條規定,懲罰性賠償是在損害賠償及名義上賠償之外,為懲罰極端無理行為之人,并為嚇阻該行為人及他人于未來從事類似的行為而給予的賠償[2]。凡此種種,不盡類舉。盡管具體表述不同,但它們都共同描述了懲罰性賠償的如下特征:
(一)、懲罰性賠償是一種民事責任形式,其由審判機關在民事訴訟中裁判,賠償金額由侵害人承擔,歸于受害人。這與公法責任(如:罰金、罰款)通過行政執法或刑事訴訟實現,相關金額歸于國家不同。
(二)、懲罰性賠償以侵害行為具有可懲罰性或需預防性為根據,如:嚴重的暴力壓制、惡意或欺詐性質、或者屬于任意的、輕率的、惡劣的行為等等。這與補償性賠償以存在實際損害為根據不同。
 
(三)、懲罰性賠償的數額不受實際損害的限制,而是要以侵害行為的可懲罰性以及能否達到預防類似行為再次發生的目的為考慮。這與補償性賠償以實際損害為限不同。
(四)、懲罰性賠償具有社會管理的目標,懲罰性賠償無論是對行為惡意的懲罰還是對大規模侵害的預防都是著眼于對社會公共秩序的維護。這與補償性賠償僅以填補個案受害人已經發生的實際損失為目標不同。
另外,還需要討論一個懲罰性賠償與補償性賠償并行適用的問題。補償性賠償的適用具有普遍性,它適用于一切發生實際損害的情形,而懲罰性賠償的適用具有特殊性,它僅適用于其中侵害行為又具有可懲罰性或需預防性的情形。因此,適用補償性賠償的不一定也適用懲罰性賠償,而適用懲罰性賠償通常要以已適用補償性賠償為前提。在描述懲罰性賠償時常常提到“超過實際財產損失的賠償”“在損害賠償及名義上賠償之外”,其原因就在于“實際損害”已經被并行適用的補償性賠償所覆蓋,盡管兩種不同性質的賠償在最終賠償數額上并不作分開列明。懲罰性賠償與補償性賠償在實踐中的這種并行關系常會引起一些概念上的混淆,如:有學者認為,懲罰性賠償是加害人既要賠償實際損失,又要額外支付一筆懲罰性賠償金的民事責任[3]。其實這種看法是未對兩種不同性質的賠償進行厘清和拆分造成的。筆者認為:將懲罰性賠償界定為超過補償性賠償以外的賠償[4]的看法更為準確。
基于以上分析,我們不妨給懲罰性賠償作如下定義:懲罰性賠償是指審判機關在民事訴訟中基于侵害行為的可懲罰性或需預防性而裁判由侵害人向受害人承擔的補償性賠償之外的賠償。
懲罰性賠償主要適用于兩種情形:一種是主觀惡意巨大的侵害行為,在此類行為上適用懲罰性賠償主要用意是對行為之惡意進行懲罰。例如:在美國最早的懲罰性賠償案例1784年的Genay v. Norris案中[5],加害人惡作劇地在酒中摻入某種藥物,致使受害人感到非常痛苦。法院判決加害人除賠償受害人的損失外,還判令其承擔懲罰性賠償責任。另一種是極易再次發生或群起發生的侵害行為。在此類行為上適用懲罰性賠償主要用意是嚇阻類似行為的再次發生。如在產品責任領域適用懲罰性賠償。
2、懲罰性賠償的功能。
對于懲罰性賠償的功能,存在多種不同的說法。有的學者認為懲罰性賠償有賠償、制裁和遏制三種功能[6]。有的學者認為懲罰性賠償具有補償、懲罰、威懾和激勵四種功能[7]。還有的學者根據懲罰性賠償作用的對象,將懲罰性賠償的功能分為對被告人的功能(包括懲罰功能和特殊遏制功能,為主要功能)、對受害人的功能(包括補償功能、安撫功能、獎勵功能,這些為附帶功能)和對社會一般大眾的功能(包括一般預防功能、保護功能、補償功能和激勵功能,這些也為附帶功能)[8]。在國外,同樣存在多種不同說法。有的學者認為懲罰性賠償具有懲罰、嚇阻、執行法律和補償四種功能[9]。有的學者將懲罰性賠償的功能歸納為以下七項:懲罰被告;嚇阻被告再犯;嚇阻他人從事相同行為;維護和平,即禁止私人間復仇;誘導私人追訴不法;補償被告依照其他法律不能填補的損害;支付原告的律師費用[10]。
筆者認為,在歸納懲罰性賠償的功能時,應當注意以下兩點:其一、明確區分懲罰性賠償和補償性賠償,尤其在懲罰性賠償與補償性賠償并行適用的情況下,不能將補償性賠償的功能混同歸納為懲罰性賠償的功能,如:將補償功能歸納為懲罰性賠償的功能。其二、注重不同層次不同角度及其不同研究方法的統一。很多情況下,不同的說法只是研究者基于不同層次、不同角度、不同方法對同一事物的不同解讀,這些不同說法之間并不矛盾,也無對錯之分。但是考慮到歸納問題是為了研究問題的方便,因此其表述在形式上應當簡明,在內容上應當涵蓋全面,最好能夠體現不同層次、不同角度及不同研究方法的統一?;诖?,筆者認為將懲罰性賠償的功能歸納為以下三項較為合適:
(一)、懲罰功能。
懲罰性賠償使侵害人在補償受害人實際損失之外承擔了更多的賠償責任,因此,懲罰性賠償體現了對侵害人的懲罰。懲罰功能是懲罰性賠償作用于侵害人的功能。懲罰功能雖然在各種發生懲罰性賠償的案件中均會對侵害人產生懲罰效果,但是,在不同的案件類型當中懲罰功能所處的地位并不相同,在針對主觀惡意巨大的侵害行為適用懲罰性賠償時其常常作為目的功能發生作用,而在針對極易再次發生或群起發生的侵害行為上適用懲罰性賠償時,其對侵害人的懲罰功能則僅作為附屬功能存在,因為此時懲罰性賠償適用的主要用意在于嚇阻侵害行為的再次發生。
(二)、震懾功能。
懲罰性賠償樹立了實施某種侵害行為必須付出高昂代價的示范,這必將教育和震懾潛在的意欲從事類似侵害行為的人放棄其想法,從而防止了類似侵害行為的再次發生。震懾功能根據其作用對象的不同,可分為特別威懾和一般威懾,特別威懾的作用對象是本案的侵害人,旨在防止其繼續從事類似侵害行為。一般威懾的作用對象是本案侵害人以外的其他人,旨在防止其也從事類似侵害行為。震懾功能在各種適用懲罰性賠償的案件中均能發生作用,但所處地位不同,震懾功能在懲罰性賠償適用于極易再次發生或群起發生的侵害行為時,作為目標功能發揮作用,在主要針對行為人惡意而適用懲罰性賠償時,震懾功能為附屬功能。
(三)、激勵功能。
懲罰性賠償使維權成功的受害人獲得了超出實際損失的賠償數額,這必將激勵受害人繼續進行維權,也激勵其他遭遇類似侵害的受害人采取維權行動。激勵功能根據作用對象的不同,也可能分為特別激勵和一般激勵,特別激勵是對本案受害人繼續維權的激勵,一般激勵是對本案受害人以外其他類似受害人采取維權行動的激勵。激勵功能在極易再次發生或群起發生的案件類型中發揮的作用更為明顯。
綜上,懲罰性賠償作為一種民事責任形式,具有一些補償性賠償所不具有的特殊功能,同時它也只能適用于一些特殊情況的案件。在知識產權侵權行為上是否適宜適用懲罰性賠償取決于知識產權侵權行為自身的特點。
知識產權侵權行為的特點
知識產權是指權利人對其所創作的智力勞動成果所享有的專有權利,知識產權侵權行為是指以知識產權為侵害對象的侵權行為。知識產權保護客體的特點和知識產權的本質屬性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相關侵權行為的特點。
 
知識產權可以分為智慧型知識產權(如專利權、著作權等)和標志性知識產權(如注冊商標專業權,商號權等),可以看到:無論是哪一種知識產權,其所保護的客體均可在日常生活中體現為一種商業運行要素,而知識產權作為財產權的價值也主要是通過商業活動來實現的。知識產權本質上講就是一種以保護特定壟斷性商業利益為核心的權利設置,如:一定期限的技術壟斷、商標使用壟斷、作品傳播壟斷等等,知識產權的權能亦以對特定商業活動進行排他性控制為主要內容,知識產權與商業活動具有天然的緊密聯系。與此相對應,知識產權侵權行為亦往往以鑲嵌于某種商業模式的形式出現在日常生活中,或言,知識產權侵權行為通常具有鮮明的商業化特征。知識產權侵權行為的商業化決定了其必將成為一種極易再次發生和群起發生的侵權行為類型,而這正是懲罰性賠償的適用情形之一。筆者認為充分認識和研究知識產權侵權行為的商業化及其基于商業化而形成的特點對于合理構設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制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1、知識產權侵權行為的商業化特征。
知識產權侵權行為的商業化,通俗講就是把實施知識產權侵權行為當作生意來做。知識產權侵權行為的商業化特征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侵權主體多為經營者。
經營者是指從事商品經營或者營利性服務的法人、其他經濟組織和個人。知識產權侵權行為的行為主體大多為經營者,甚至只有經營者才能成為某些知識產權侵權的行為主體。例如:1、甲企業未經專利權人許可,制售其專利產品;2、甲企業未經注冊商標專用權人的許可,在同一種商品上使用與其商標近似的商標;3、某網站未經著作權人的許可,將其作品上傳在該網站上傳播以營利。上述三例中侵權行為人均系以經營者的身份進行侵權活動,而非一般意義上的個人或組織。而只有為“生產經營目的”制造、使用、許諾銷售、銷售、進口專利產品的,才能構成相應的專利侵權行為。
(二)、以商業利益為驅動。
商業利益是指市場主體從事生產經營活動所追求的利潤。知識產權侵權行為以鑲嵌于某種商業模式的形式出現,而商業模式得以運行的動力在于商業利益的刺激,因此,知識產權侵權行為系以商業利益為驅動。如:某企業制售專利侵權產品以獲取超額利潤,那么這個“超額利潤”就是該企業實施專利侵權行為的驅動力量。
(三)、受經濟規律控制。
經營者以營利為目的實施知識產權侵權行為,使該侵權行為成為其所經營商業模式中的一個環節,那么其必然用經濟的眼光來看待和評估該侵權行為的價值和意義,并遵循經濟規律來決定對該侵權行為的態度。在經營者這樣的價值體系下,是與非的判斷被成本收益的分析所取代,侵權行為的為與不為并不關乎是否符合社會正義,而只關乎是否收益大于成本。
2、商業化下知識產權侵權行為的特點。
商業化下的知識產權侵權行為具有如下特點:
(一)、易發生。即,知識產權侵權行為發生的機率很高,甚至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原因在于:其一,商業利益的推動會使經營者持續不斷地去嘗試實施知識產權侵權行為以獲取超額利潤。其二,知識產權在自我保護上先天不足。知識產權的客體是智力成果信息,信息具有傳播性和共事性,在同一時間,智力成果信息可由多個主體共享,不具有排他性,知識產權不能通過占有客體的方式進行自我保護[11],且作為知識產權客體的信息大多是公開的,這就為侵權行為的發生提供了充足的客觀條件。商業利益的有力推動加上成熟的客觀條件必然造就知識產權侵權的高機率發生。
(二)、難根治。即,知識產權侵權的再次發生率很高,幾乎不可能消除經營者實施侵權的傾向。原因在于:經營者是以成本收益分析的經濟觀點來看待侵權行為,如果侵權收益大于侵權成本,侵權就會“理性”地繼續,而知識產權的維權難度和補償性賠償的有限性大大降低了經營者的侵權成本,因此常常會讓經營者得出侵權收益大于侵權成本的結論,這足以成為經營者再次實施侵權行為的理由。
(三)、易泛濫。即,知識產權侵權大規模發生的可能性很大,甚至容易形成一種普遍的經營策略和社會風氣。原因在于:其一,潛在侵權群體巨大。這是由商業利益驅動效應的普遍性決定的,追求商業利益不是某個經營者的特性,而是所有經營者的共性,實施侵權行為所帶來的超額利潤對所有經營者都是有效的誘惑劑,在它的驅動下每一個經營者都有發展成為侵權行為人的內在沖動和現實可能。其二,侵權方式蔓延迅速。在市場條件下,成功的商業模式,哪怕是通過侵權而成功的商業模式,始終是眾多經營者追捧、學習、復制的對象。因此,通過知識產權侵權而獲取超額利潤的商業模式能夠通過示范作用激起更廣范圍的侵權泛濫。在一個潛在侵權群體巨大的環境下,樹立一個侵權營利的示范,侵權行為自然會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勢成為一種普遍的經營策略和社會風氣。
懲罰性賠償適用于知識產權侵權案件的實用性和正當性
知識產權侵權如果大規模地泛濫又得不到有效遏制,將使一國的知識產權制度形同虛設,同時與該制度相綁定的價值和機制也將無法實現和運行,最終給社會經濟的健康發展造成巨大隱患,這顯然是我們所不愿看到的。從英美法系國家的司法實踐來看,懲罰性賠償可以有效遏制類似侵權行為的大規模發生,這為我們提供了良好的借鑒。筆者認為:在考慮是否應當將懲罰性賠償引入到我國知識產權的司法保護領域時,主要涉及兩方面的考慮因素:一是實用性,即,將懲罰性賠償引入知識產權司法保護領域會產生怎樣的實用效果,它會給知識產權保護狀況、經濟秩序、乃至社會管理體系本身帶來什么樣的變化,是好的變化還是壞的變化。二是正當性,即,知識產權侵權案件中適用懲罰性賠償對于當事人而言是否公平正義,侵權人承擔更多的賠償責任是否具有正當性,權利人獲得更多的賠償數額是否具有正當性。
1、實用性的考慮。
將懲罰性賠償引入知識產權司法保護領域,在知識產權侵權案件中適用懲罰性賠償會產生如下的實用效果:
(一)、在知識產權的保護方面,會大幅地降低類似知識產權侵權案件的再次發生和群起發生可能性,有效防止侵權泛濫的情況發生。首先,懲罰性賠償的適用能夠徹底改變知識產權案件侵權方和維權方的成本收益狀況。經營者以成本收益分析的經濟視角來衡量侵權行為的得失,進而決定其是否進行侵權或是否再次侵權。知識產權權利人亦以成本收益分析的經濟視角來衡量其維權行為的得失,進而決定其是否進行維權或是否繼續維權。在這種情況下,法院對侵權案件賠償數額的判定會具有明顯的經濟學意義,它最終分配和確定了侵權方和維權方的成本收益局面。賠償少,侵權方就會收益大于成本,因此助長侵權積極性,而維權方則相應地成本大于收益,因此打消維權積極性,侵權力量占上風。反之相反。懲罰性賠償能夠擺脫補償性賠償的僵化限制,在補償性賠償的基礎上,結合要實現的社會導向和社會效果,合理地確定賠償數額,以實現對侵權方和維權方成本收益狀況的調節和分配,有效防止侵權行為的再次發生。其次,懲罰性賠償震懾功能的發揮能夠教育和震懾潛在的可能實施類似侵權行為的群體放棄其侵權念頭,防患于未然。再次,懲罰性賠償激勵功能的發揮能夠使權利人成為防止類似侵權行為再次發生的有力看管者。
(二)、在對經濟秩序的影響方面,能夠重新構造市場經營者的經營理念和行為方式。
懲罰性賠償會讓知識產權侵權的行為人付出巨大的代價,這對經營者的經營理念和行為方式會產生兩個方面的重要影響:
第一,提高經營者培育自有知識產權的積極性。一方面,懲罰性賠償的巨大震懾,使經營者放棄了侵犯他人知識產權的念頭,為了更好的生存和發展,只能培育自有的知識產權。另一方面,懲罰性賠償塑造了良好的知識產權保護環境,經營者對他人侵權的擔憂降低,因此在培育自有知識產權時信心更足。
第二,提高經營者避讓他人知識產權的自覺性。經營者為了規避因知識產權侵權而承擔懲罰性賠償的巨大風險,不得不“關口前移”,在進行與知識產權有關的經營活動前即先行進行調查和論證,盡量避讓他人的知識產權。這無疑能夠進一步凈化知識產權保護的市場環境。當然,經營者的經營成本也許會因此有所提高。
由上可見,懲罰性賠償的引入會使知識產權的保護及其相關的經濟運行秩序發生深刻變化。
另外,將懲罰性賠償引入到知識產權的司法保護領域也會給社會管理體系自身帶來很大變化:
(一)、重新定位司法保護在整個知識產權保護體系中的地位。
知識產權侵權行為不僅僅是一種民事侵權行為,它還具有一定的社會危害性,因此在整個知識產權保護體系中不僅具有私法保護方式,通過民事訴訟程序追究行為人的民事責任,還設置了公法保護方式,如:通過行政執法程序追究行為人的行政責任和通過刑事訴訟程序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在民事訴訟中引入懲罰性賠償,必然會使該保護方式的作用更加突出和明顯,從而重新定位司法保護在整個知識產權保護體系中的地位。
(二)、重新定位民事訴訟在社會管理體系中的作用。
將懲罰性賠償引人民事訴訟會使民事訴訟產生和承擔社會管理的功能作用,而不僅僅是對平等主體之間民事糾紛的裁斷和平復。從某種意義上將,將懲罰性賠償引入知識產權司法保護領域,是啟動了一項高效的社會管理機制。因此,懲罰性賠償的引人會引起民事訴訟在社會管理體系中的重新定位。
2、正當性的考慮。
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考量在知識產權侵權案件中適用懲罰性賠償的正當性:
(一)、結果上的正當性。
結果上的正當性又可分為兩方面:一是侵權人承擔更多的賠償責任的正當性,二是權利人獲得更多的賠償數額的正當性。筆者認為,上述兩方面的正當性均可從知識產權侵權行為的社會危害性來解釋,由于侵權行為在給受害人造成實際損失的同時,亦危害到了社會公益和秩序,因此其應當承擔更多的責任;同樣,由于侵權行為具有社會危害性,所以權利人的維權行為不僅具有維護個人利益的性質,也具有維護社會公益的性質,其獲得更多的賠償數額可視為因此義舉而受到的獎勵。
但是,將懲罰性賠償的結果正當性建立在侵權行為的社會危害性之上,必將面臨一個懲罰性賠償與罰款、罰金等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的協調問題。由于公法責任的法理基礎就在于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如果在同一案件中,侵權行為人同時承擔了懲罰性賠償和公法責任,那么就無異于行為人就其造成的同一社會危害承擔了多重責任,這顯然是不符合公平正義的。筆者認為,可以考慮建立懲罰性賠償與公法責任在相同額度內的抵消制度來達到各種責任形式之間的協調。
另外,將懲罰性賠償全部歸于維權的受害人也會遭到質疑,侵權人因為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承擔懲罰性賠償,維權人因為維護個人利益的同時維護了社會公益而獲得懲罰性賠償。但是侵權人應受懲罰與維權人應受獎勵之間何以是數額等同的關系?筆者認為,兩者等同只有實用上的理由,并無法理上的根據。而美國的部分州規定懲罰性賠償金的一定比例交給州政府或者有關基金保管的作法也不失為一種有益借鑒。
(二)、程序上的正當性。
對程序上正當性的質疑集中表現在懲罰性賠償適用時所采用的證明標準上。眾所周知,公法責任的追究一般采用較高程度的證明標準,而私法責任的承擔則一般采用相對較低程度的證明標準,如:在刑事訴訟中采用“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準,而在民事訴訟中通常采用“明顯優勢證據”的證明標準。懲罰性賠償的特殊性在于:懲罰性賠償在形式上是民事責任,通過民事訴訟程序判定;但懲罰性賠償的正當性基礎卻與公法責任類同,均是行為人基于其行為的社會危害性而承擔的責任。有的學者認為懲罰性賠償具有準罰金的性質[12],也有學者認為它既有私法責任的屬性,也具有公法責任的屬性[13]。懲罰性賠償的特殊屬性決定了它本應當適用較高程度的證明標準,如果在判定懲罰性賠償的民事訴訟程序中仍不加區分地一概采用較低的證明標準,顯然有違程序正義。在懲罰性賠償制度較為完善的美國,也存在同樣的程序正當性質疑,他們認為懲罰性賠償用私法的方式實施公法規定的懲罰,違反了憲法規定的正當程序原則。美國的司法實踐對此質疑也有所回應,如美國一些州在適用懲罰性賠償的案件中,要求案件的證明標準高于一般的民事案件,甚至有個別州要求適用刑事案件的超出合理的懷疑的證明標準。
筆者認為,如果引入懲罰性賠償,民事訴訟應當配套地完善相關證明標準的規則,對于適用懲罰性賠償的案件的懲罰性賠償部分應當區別地適用較高程度的證明標準。
結 語
將懲罰性賠償適用于知識產權侵權案件,可以極大地提高我國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力度,有力凈化經濟運行的制度環境,其實用效果應當是毋庸質疑的。懲罰性賠償制度的引入會在經濟秩序、社會管理、訴訟制度等多個層面和領域產生深刻影響,對此應有充分的認識和準備。懲罰性賠償與現存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存在很多需要協調的具體問題,對此需要繼續進行細致研究。
 
注 釋:
[1] 王衛國.過錯責任原則:第三次勃興[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19.
[2]關淑芳.懲罰性賠償制度研究[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8.1.43.
[3]于敏.日本侵權行為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39.
[4]王利明.違約責任論[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570.
[5]轉引自崔明峰,歐山.英美法上懲罰性賠償制度研究[J].河北法學,2000,(3):124.
[6]王利明.懲罰性賠償研究[J].中國社會科學,2000(4).
[7]王雪琴.懲罰性賠償制度研究[J].民商法論叢,第20卷
[8]金福海.懲罰性賠償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9] David G. Owen: Punitive Damages in Products Liability Litigation,74Michigan Law Review1257,1287(1976).
[10] Dorsey D. Ellis: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in the Law of PunitiveDa-mages,56 Southern CaliforniaLaw
 Review,1,3(1982).
[11]溫世揚,邱永清. 懲罰性賠償與知識產權保護[J].法律適用,2004,(12).
[12]關淑芳.懲罰性賠償制度研究[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8.1.43.
[13]王勇. 論我國懲罰性賠償制度的發展與完善[J]. 廣西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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